集聚资源的真相——为李希贵们的教育改革说点话

文|沈祖芸 《上海教育》副总编、《校长》杂志“能见度”专栏作家

作者感言

今年2月底，教育部“破天荒”地在一所高中现场召开了月度例行发布会，面向中央媒体专题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教育部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发布和解读政策，到走进一所基层学校推介改革经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凭什么“偏袒”这一所？其他学校会“怎么想”？“这一所”足够好吗？但教育部依然走出了表达鲜明态度和明确导向的这一步，这本身就值得赞赏。发布会之后，中央媒体马上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台都在头条等显要位置上报道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改革。也许一边倒的正面宣传让人们开始“腻味”，于是，近期网上盛传质疑帖，一些网评人更是契合读者心态提出了貌似有理的论据，对此让我不敢苟同。

　　中国教育需要怎样的改革？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实践者？有了生动的学校改革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人、审视自身？我们需要怎样的借鉴与正能量的评论？

【上篇】关于集聚优质师资的质疑

我的观点：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是稀缺资源，关键是学校究竟集聚的是学历还是“人”。

批评者拿出最大的“把柄”就是十一学校拥有42名博士、100多名硕士、30多名特级教师的“奢华阵容”，并且据此推算，全国需要培养百万名博士才能达到十一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十一学校集聚师资资源提出质疑。

第一，我想问的是学校的发展就是到菜市场里“选购大量博士”就可以实现的吗？如果这样倒也简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统一投钱给每所学校平均分配博士硕士，然后就坐等“收获”好学校吧？但事实却是，学校要获得发展，靠的不是“死文凭”而是“大活人”。那些指责学校集聚高学历的言论恰恰没有把教师当做“活人”来看待，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仅仅靠爱心、把自己的一生只奉献给一所学校的时代了，教师越来越需要寻找有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当“人”的意识被唤醒，选择就代表了“我”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学校将会更加趋向于“同道中人”办学，教师自然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会因为认同校长的办学追求而选择、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一起、因为有持续发展的舞台和机会而留下，当然也有教师会因为收入待遇、子女成长、当官升职而走进。

在十一学校，接触到的很多老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让学生拥有选择的地方，教师也同样如此。比如劳技教师谢小川，参过军、原本学历不高、曾带过校外科技航模比赛，来到十一，学校为他成立了小川工作室，以他对技术的痴迷去影响为他着迷的学生；语文教师黄娟酷爱研究鲁迅，在江苏一所中学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无法把自己爱好的鲁迅研究与同样热爱的语文教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只好痛苦地选择放弃家乡的学校，来到京城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之后选择十一，并在学校里创建了鲁迅主题语文教室，创造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爱戴；生物教师王春易在天津已经是最年轻的特级，但因为家庭搬迁走进十一，在这里她完成了个人专业发展的三级挑战性台阶——参加竞赛让她找到学科前沿、改变教学让她发现学生能量、学部改革让她领悟教育本质；历史教师魏勇当过民办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经历过平时上完课就去赶集种地的滋味，也当过县中教师，眼见着在升学指挥棒下教育如何“罐装”学生的过程，之后因为向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办公室氛围，在上海和北京学校的选择中确定了十一……因此，“好学校”不是简单的文凭堆砌，而是同仁归属。

不仅仅是十一学校，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为什么会集聚那么多好教师？因为深圳是改革的“代名词”，深圳中学是教育改革的“先驱”，那些怀揣着教育梦想的教育人情愿砸了在当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选择到这里开始人生的“二次、三次创业”，为什么？因为还有理想，还有想改变的冲动，还有对自我的否定和再造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好教师作为“大活人”而非“死文凭”存在的意义。

第二，我想问的是究竟有多少校长真正认识到教师的价值？这个问题或许更加严峻。当我们在为十一学校的豪华整容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无论是在山东高密还是帝都十一，始终认定并践行的是“教师第一”，他非常明白只有校长打心眼里认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才会实现“学生第一”。对于李希贵而言，凡是教师的事就是头等大事，为教师的教学创造支持的环境，在教师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倾听每一个教师的声音，让“平等、尊重、选择、自由”的思想在人影响人的过程中发生。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永远都是稀缺资源，永远无法做到均衡地“配发”优秀教师。同时，但凡“优质学校”，无论校长办学风格有多不同，对教师的珍视确是共性。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二中，校长钮晓桦设计的校史室是以“教师博物馆”为主体的，这里留下了历年来每一位教师的“物件”，一张誊抄的课标、一本听课笔记、一张用过的书桌、一台淘汰的打字机，一个物件就是一位教师的故事，你想，这里何尝不会成为教师留恋的地方？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信任，善于发现和捕捉每一位教师的潜在优势，并鼓励其大胆探索，于是诞生了徒步走西藏的教师、敢于去探究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教师群体、创造各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团队。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样有许多把教师当至宝的校长。比如七宝中学仇忠海，他为教师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教学、爱学生；他把学校发展中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教师，自己却在荣誉面前不见踪影。比如巨鹿路一小，面对一个“可以为了学生的利益拍着桌子指出校长不是，并“警告”校长如果不及时纠偏，她就辞职不干”的个性教师，校长楼海凤宽容、反思、吸纳，并把这样的另类教师作为搅动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资源，而这样有个性的好教师也因为有这样的校长而留在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比如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创造一切条件只为“不让一位教师怀才不遇”。

这样的好校长一定能够集聚更多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就目前转型期中的中国教育，这样的好校长依然太少太少了。靠金钱和待遇，或许学校可以一时“揽到”好教师，但真正持久的，还是校长的理念、理想和个人魅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好校长”出现的时候，好教师分布不均的状况才会得到真正解决。

【中篇】关于十一改革无法复制的质疑

我的观点：任何的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关键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核心经验？

以集聚优秀师资这一质疑点为基础，批评者由此推断，十一学校的改革无法复制，并进一步提出这样在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呵护下的改革意义在哪里。

我从来都认为：一，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哪怕是集团化办学中拥有同样校名的两所学校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教育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平衡的过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突破常规和原有制度的过程，没有先驱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三，虽然改革允许失败，但教育改革的潜台词是不允许失败，因为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来不得实验，因此勇于改革的校长意味着担起了高风险的承诺，今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这个校长的成功，就以为他占了多大的便宜。

从这三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十一学校改革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观测点：

第一，“十一”为高中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十一是否是全盘西化（在我看来是借鉴吸收中的本土改造，这里不做赘述），它都用6年走出来的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很多从美国考察高中回来的教育者都会在羡慕之后摇头说，“这样的高选择、走班制、一人一张课表实在很难做到”“需要多厉害的教师队伍啊”。好，今天，十一就用实践告诉你，在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先行探路者带来的可能性利好，给了很多正跃跃欲试的高中一种信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的局部改革加快了生长的步伐，比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程设计、上海大境中学的课程组合模块、上海市西中学主题式预约学习、上海市向明中学书院制学习等。

第二，“十一”为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样”。你可以赞赏也可以否定，但谁都无法抹去的一个事实是，十一为中国高中改革提供了多样中的“一个样”，这种“样”的模式是从教学、管理等组织方式变革开始的。今天放眼中国，你会发现已经涌现了很多种高中改革的样态，比如深圳中学，是从为学生提供适需的按类选择的课程体系开始的；北大附中，是从独立与分享相结合学习空间设计开始的；苏州十中，是从创建最富中国文化元素的校园环境开始的；上海七宝中学是从着眼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大文大理课程重构开始的；上海市八中学是从“男生班”的创设研究性别学习差异开始的；还有上海长宁区整体的8所高中改革都是从落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学校特色创建层面开始的。

第三，“十一”为我们树立了衡量学校改革的价值标尺。看十一是否可复制不在于“人手一张课表”的可行性，也不在于多少位教师能开发多少门校本课程的现实性，而在于树立了一把“自适应”的学校改革价值标尺。今天，当我看十一，或者看其他正在改革中的学校的时候，往往产生这样对照点：

这样的改革是否根植于“这一所”学校的土壤。李希贵敢在十一进行整体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敏感地发现这所学校的前任校长打下的改革基础——让每个教师拥有了“变化就是常态”的适应力，因此，当改革来了，教师们并不害怕也不抗拒。

学校改革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了学生的发展。这点应该在李希贵推动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且所有提倡的理念和举措都对师生一视同仁。

一个校长投入学校工作的精力比重。说实话，这点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在今天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所看到的李希贵们，尽管够“大牌”，尽管各地讲学的邀约不断，但他们一周工作的80%时间是留在学校里的，他们的“大牌”体现在可以因为学校而放弃他们认为的“不重要会议”，敏感地洞悉着学校师生每一天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定力，他们才可能始终领先一步做出决策。

学校拥有的持续优质的能力。李希贵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多学校在优秀面前止步不前，就是因为缺少持续优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的课程构建上，体现在与学校办学追求相一致的每一位教师各具风格的教学主张上。

把辐射作为学校责任与使命的题中之义。李希贵说，管理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学校产生交往，在同样“平等、尊重、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进而改变自身学校的办学行为。

当前，我们的确无法回避有些在改革发展中的学校盘到了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在风险和收益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关键在于收获之后有没有反哺，有没有把自己“赚到的”给更多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希贵推动的“新学校行动”，通过民间的力量，从十几所学校到今天上千所学校的加入就值得圈点，而且这样的行动不是为了“再造十一”，而是通过交流分享，“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让学校汲取“十一”中可借鉴的因子，进而播种和改造自己的学校。

【下篇】比批评更重要的建设性

我的观点：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未来需要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

当前的教育批评往往出现两种症状：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成为改革热点的学校都大加批判，有的甚至不做深入调查，也许只有针对改革热点的批评，才会产生眼球效应，以提高对评论者的关注度；二是常常用结果推导过程。比如学校拥有多少位博士、多少位特级教师，进而笼统地推导结论就是聚敛师资资源，而且这样的推导的确具有杀伤力，会引起师资匮乏的学校产生心理落差。但是能不能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呢？这些博士多少是在校培养的，多少是博士毕业后留下的；这些特级教师多少是自培的，多少是引进的，引进的来源又是哪里；还有，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有没有被淘汰的教师，他们是不适应还是寻找更加适合的岗位？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有说服力的批评。

那么在这里，我也提两条建设性建议：

一、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中国太需要有理想、有主张、敢担当、勇改革、重人本的个性校长了，不加速这样的校长培育，那么出再多再好的教师，也会无处安身。当前的校长队伍中，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行政任命，因此校长办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很大部分校长没有动力改革，改革对我有什么好处，如何去面对失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没有缺点的校长出现，导致的就是平庸化的人和平庸化的学校。然而，在今天瞬息万变和处处蕴含发展机遇的时代中，校长最关键的不是勤俭、不是摆平，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或政府或民间涌现的，如新学校行动、新基础教育、新优质学校等都是培育新型校长的好途径。

二、请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自从上海连续两次PISA第一之后，世界各地都在寻求上海秘密，结果得到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特有的教研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分享，普通教师教学质量通过群体的力量被整体得到提升。

随着接触的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的个人经历丰富性也是成就好教师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师会像中国教师那样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他们或经历动荡，有能力但没有资格读更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师范，他们或面对转型，不断经历阵痛与改变从不让选择到选择太多；他们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农村山区走向城市中心，他们或无奈地接受学校拆并布局调整课程改革，而被动地不断适应。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和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合作教研一起成就着每一个独特的教师风格。

然而未来，随着我们时代发展越来越稳定、生活水平越来越安逸，就必然出现教师经历的单一化，或许未来的教师都会拥有高学历，但是他们也会伴随着少经历，为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教师经历赋值”给予政策设计呢？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多走向社会的经历，并给每一种经历进行记录和积分，甚至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的责任与使命。这样的话，当集聚着优秀师资的像十一这样的“好学校”，就可以为教师设计“经历档案”，刚刚毕业的博士，你是否要去农村支教？成为了特级教师，你是否应该每月在全市或区域层面有同行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特色教师，你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特色传播教育理念？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构成“这一个”教师的经历档案，成为晋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其教师生涯的重要见证。

对于改革，你可以怀疑，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你可以批判，但要基于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请不要让改革者成为先烈，也不要让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来源：教育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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